第四辑

吗，您什么时候离开天津的？”他说：“上完中学走的，我是究真中学的学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说：“有这么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学走一个大门……”他也感到意外，高兴的又装上一袋烟，并问我：“你抽不抽烟？”我说：“以前抽，现在忌了。”他听完大笑：“没错，就咱们天津人管戒烟叫忌烟！外边人想冒充都办不到。”我俩聊得热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云外。到看歌舞伎时产我干脆随他坐在台湾作家中间，没有初见面时那别扭劲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跟王蓝谈话引得我掉了泪。我问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画家，跟您打听个人知道吗”？他说：“谁？”我说：“台湾有位画家叫韩舞麟吗？”他说：“韩舞麟，还算是我的学生呢，罗青也认识他厂我问：“他的原籍是不是扬州人？”他说：“好像是的。”我说：“他父母都健在吗？”他说：“他健在。对了，他家是扬州人。父亲是位美术教员。母亲是演员，现在还常常拍电视剧呢。”我压低声音说：“这么说，他确是我的内堂兄了，你回台湾替我传个话，他伯母一直惦记着二叔全家，要我打听他们的地址。我岳父叫韩北屏，是位诗人，已经不在了，岳母还健在……”王蓝听了很动情。回过头对罗青说：“邓先生是韩舞麟的妹夫，一定把这话带回去……”

大概是先天的血缘情分总重于后天观念形态吧。随着会议进行，两岸作家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由只点头变为出声寒暄，由应酬式的寒暄又变为较深入的谈心。日本接待人员看在眼里，接待方法就跟着变化。开始时每逢外出，他们都把两岸作家分别请上两辆车，惟恐碰到一起不便。后来却专门腾出辆专车，笑嘻嘻抬手说：“中国作家，都上这一辆车吧。”

分手那天，王蓝来到我的房间，送我一本画册。我把《烟壶)送他作纪念。我问他：“如果我选一些您的作品在大陆发表，你不反对吧7”他说：“当然可以，不过，不必说问过我吧。”他又一次对我说，见到舞麟会把他伯母一家的情形告诉他。

回北京后，我告诉岳母二叔一家确实在台湾，二叔是教员，二婶是演员，现在她还在拍电视剧。全家人听了好几天都处在喜悦兴奋状态中。

我把王蓝的画选出一组送到杂志发表，并且写了一篇介绍。(但没说这画是怎样得到，更没说我俩见过面。那时还没这么大胆)。有一天。忽然有位长者找到我家，对我验明正身后，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问道：“你介绍的王蓝是不是就是这个人？”我看了连说：“正是。”他说：“我是王蓝的胞兄，在天津工作，看到文章，估计你见过了王蓝，我来打听一下他的近况……”轮到我说话时他是那样神情专注，又用天津乡音打听我和王蓝相会的细节，那种手足之亲，关切之情令我难忘。

大概是从这开始，我对两岸文学界交流热心起来。凡这方面有事找到我，摇旗呐喊也罢，站脚助威也行，都愿尽一份炎黄子孙的责任。这一作也才知道自己还非最先觉悟者，热心此事的作家，两岸都大有人在。在谈到促进两岸交流，加深了解，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振兴民族文化时，有时是很难分辨出谁来自海峡的哪一侧。

我终于踏上美丽、亲切的台岛了。我知道在促成此行过程中，台湾的朋友、同行、兄弟姐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劳力。但我不想用“谢”字来冲淡同胞之情手足之义。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幸运和自豪，因为世界终究还是按我们意志变得更可亲可爱了。

我只想大喊一声：“我高兴自己是中国人！”

杂忆台湾

到了台湾，亲戚要照顾我的“北京口味”，就领我到一家名叫“京兆尹”的小吃店去品尝台湾产的北京小吃。屋里的装修陈设，都模仿北京的传统风格。连桌椅也是仿硬木清代造型。看了一下菜单，有晶糕、芸豆卷、艾窝窝、奶酪和小豆粥。我各样都点了一份。心想能在台湾吃到地道北京小吃也是一喜。不料东西端上来一看，猴吃麻花满拧！晶糕是黑紫色的，芸豆卷成圆筒状，有一种东西下边垫着锡纸，中间一个白团，上边粘着个大红枣。我问侍应生：“这是什么”？她说：“这就叫艾窝窝！”我听了一笑，告诉他说我从小就吃艾窝窝，没见过这样的！夹起一块晶糕放进口中，味道比形状更不像晶糕，显然不是山楂做的。我说：“原来台湾的北京小吃是伪冒假劣厂亲戚就说：“这跟大陆的伪冒不同。这种伪冒在台湾倒是受欢迎的。您看，这不是满座吗！”我问为什么？亲戚就说：“台湾的北京人和在北京生活过的老人很多，走进这个环境，看到盘里东西的样子，就仿佛回到故土，对味道就不能那么较真了。不过做得地道的东西也有。比如苏州采芝斋的小食品，山东老兵卖的大锅饼，就比现在大陆原地出的还地道。”后来我就认真去品尝一次山东锅饼，证明此话不虚。深一步了解，才知道台湾是不产山楂，店家无奈才用草莓之类水果代替，原料缺乏，只能取个“形似”。做大锅饼的又都是山东老兵，干起这套活就有股又回到故乡和童年的快感，所以绝不偷工减料。来吃这个的，多是家乡人，要的就是这个家乡味。

我觉得台湾在有些方面(当然不是所有领域)保存的传统，比大陆还完整些。在那里，保持祖宗传下来的本色，是含有不忘根本，怀念故土的心理情结的。

很多台湾朋友，不论地位高低，操何行业，都爱说一句口头语：“我们中国人。”一位地位很高长者，谈起抗战时和我岳父并肩工作时的情况，叹口气说：“我们中国人真是苦难太多了，再不能那样，我们一起努力吧……”街头碰见个卖烤白薯的说山东话，我问他回过家乡没有。他说：“前几年回去过一回，把几年攒下的钱全花光，还没够打发人情的。三姑二婶，谁来看我也不能空着手走，临回来就剩下身上一套衣裳了。再回去还得攒几年。”我说：“回去也不一定非那么铺张嘛，这两年咱家乡也富起来了……”他说：“咱们中国人的脾气你不知道吗，回去一趟总得给自己家人争个脸面吧？我能说在台湾卖烤地瓜吗！”

这个口头语也用到谈论大事上。海基会的朋友热情招待我们，闲谈中大家对沮国的统一既有信心，又对进程迟缓表示忧虑。副秘书长李先生笑着说：“我很乐观。咀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总能找到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办法！”

都是“咱们中国人”就省去少外交辞令和客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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