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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70章 首辅大人的难言之隐

战争后除外,那也是被外国强行打开了国门。

除了赚钱和海防,明朝海禁除了垄断海贸和防倭寇这两个目的,还有其它目的。

首先,明朝刚建国的时候人口很少,才6000万,要知道西汉的时候中国就6000万人口了。

而元朝对南人的歧视使得东南沿海出现了移民东南亚的风气,明初海禁也是为了限制人口外流。

其次,明朝以白银为主要货币,敲欧洲人在美洲找到了很多金银矿,日本的银矿也很多。

不限制白银流入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而且明初需要抑制工商业来恢复农业。

最后,中国自秦时起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头,元朝就已经出现了大商人威胁皇权的势头。

不要小看明清的君主们,他们虽然不懂什么叫资本主义,但却能看出新兴资产阶级会对皇权产生冲击的潜在威胁。

这些事情君主能想到,顾秉谦这些内阁大臣,想事情,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会低于君主,并且大都博学多闻,他们更加能想到的。

如果只是为了一时之间的缺银子,而开了一个更大的口子。

可能暂时能弥补缺乏银子的洞,但那个更大的洞,可能一下子就让大明陷进去,没几天,大明就完了,这怎么办?

从唐代开始,中国就是以东南之财赋,养西北之士马。

换句话说,就是东南当钱袋子,出钱出粮养西北的边防军。

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东北,解决北方威胁问题。

为了确保对边防军团的控制,唐以后定都都在北方。

这就有两个问题,东南有钱出,能从东南拿出钱来。

东南有钱出的问题,随着南北朝时期对东南的开发解决了。

而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谁也不愿意当钱袋子。

东南地区有钱,有大的地理拓展空间。

有人,有钱,如果有一个强力的组织,很可能会自己闹独立,割据一方。

当皇帝比当奶牛好吧,孙权,陈霸先都是例子。

南北朝,五代南方割据,以及南宋都是例子。

那么对于定都北方的大一统王朝来说,怎么确保南方不闹独立。

或者说无法闹独立。

方法有很多,其中禁海就是一个手段。

海贸意味着巨额的金钱,有组织的团体,建造大型船舶的工坊,大量聚集的人口,还有与海外势力的频繁接触。

一旦有变,都会导致帝国市区失去最大的钱袋子,进而导致整个帝国的覆灭。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海商集团从海外拉几千雇佣兵,本地水手发放武器有个两万人,乘大船入长江,分兵两路截断漕运,围攻南京,会有啥后果。

大明北方就指着漕运吃饭,在南方的军队又基本是渣渣。

古代军队机动性又慢,从北方调兵至少半年,等你北方兵过来,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开海禁,开海贸,这都是巨大的问题。

皇帝知道,大臣也知道。

天启皇帝不知道顾秉谦为难什么、

魏忠贤却很清楚。

以魏忠贤耳目的灵通,已经知道韦宝昨天在酒桌上提出的开海禁的话题了。

“首辅!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你放心大胆的说吧,不管你说的对还是错,朕都恕你无罪!”天启皇帝朱由校忍不住催促道。

“老臣只是一点点拙见,其实也没有想好,要不然,陛下还是直接问韦爵爷吧,他知道的比较清楚。”顾秉谦硬着头皮,又将皮球踢回来了。

顾秉谦也是怂,不敢得罪韦宝,所以也不敢直接说这主意就是韦爵爷自己想出来的。

“哦?韦爱卿,你知道?你说吧,你的口才好,说的清楚,朕喜欢听你说话。”朱由校高兴了。

韦宝看了顾秉谦一眼,暗忖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你个老狐狸,不都是说好了的事情吗、

韦宝道:“魏广微大人和黄立极大人与首辅大人有联名署名的奏本,要不然,陛下直接看奏本吧?”

魏广微和黄立极闻言,相视一望,几乎晕厥。

他们见顾秉谦不敢说,以为奏本的事情可能就这样过去了,顾秉谦肯定不敢拿出来了。

谁知道韦宝自己提出来了?

两个人和顾秉谦一样,也都是看中了韦宝的政治前途,想与韦宝沾边,能荣耀整个家族。

但是开海禁这事情的确太大了。

他们两个人也都不傻,与顾秉谦一样,都知道打开海禁会造成什么局面。

而且,大明不止一次开过海禁,以前又不是没有搞过。

朱棣执政的明代永乐朝,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洪熙、宣德两朝,有郑和七下西洋,应该是一个对外非常开放的时代。

永乐朝的海禁实际上格外严格。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头船无法远洋航行。

这次明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来达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见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坚决。

甚至对于洪武及建文时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绝不放过。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

若仍恃险远,执迷不俊,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乐五年,郑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峡附近的旧港,就剿灭了拒不归就的陈祖义海商势力。”

永乐五年1405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设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区内也坚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诏书中,成祖申明“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豁番货,违者依律治罪。”

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永乐末年私人下海贸易的情况开始多起来。

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

“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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