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剑锋从磨砺出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解思忠1946年4月23日生于山西运城，一岁时父死财空，全家在西安依靠母亲做工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曾救济给面粉、布匹，有两个姐姐还被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由于在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便于1950年底拖儿带女回到阔别10多年的原籍山西万荣，先投奔娘家，后来才回到老家北牛池村。老家只有一位继祖母，已多年没有联系，“土改”中又被划为“地主”，此时就更是难以求助，全家只好依靠母亲务农继续艰难度日。
1964年高中毕业后，解思忠尽管由报考文科改为报考理工科，却还是考取了第一志愿——同济大学，走出了哺育他长大成人、又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黄土高原，远赴东海之滨的上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1970年夏天，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境，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解思忠被分配到地处宝鸡市的陕西省第七建筑公司，在施工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从农村招来的农民工一起做小工，干些挖土、搬砖、拌灰浆之类的力气活。
解思忠在大学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专业。通过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完成了理工科的基本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高等数学这门课，使他获益非浅。在两个学年的学习中，他的高等数学成绩一直保持着5分；参加工作后时过多年，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有选择地做了一遍。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数学以其严密的推理和高度的准确，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穷追深究的思维习惯，使我每每为纷乱如麻的世事所困扰时，最终都能理出个头绪来。数学是一种训练思维的体操，是一门人生的智慧之学。我从数学的受益不仅在于人生，而且还在于文学。在许多人眼里，文学与数学几乎是绝缘甚至相悖的——文学寓思维于形象，数学寓思维于抽象。我的体验却不完全是这样。大多数的文学作品诚然以状物写神为主，但高超的立意、透骨的剖析、合理的布局和准确的描绘，莫不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回顾童年的艰苦生活，解思忠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深深感到，贫困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书本里学习不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正是由于童年的磨难，使得我此后无论是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之中，都没有因物质生活贫困而退却过。”
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解思忠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升高小就开始淘汰了，高小毕业后升初中又是一次淘汰；而最严酷的一次淘汰是1961年初中毕业升高中——由于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招生比例，当地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从上初中开始，解思忠便开始利用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有时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时采集洋槐树籽去卖。初中毕业刚参加完升学考试，他就和一个小伙伴进山割草，饿了啃干粮，渴了就用手掬着喝洼地上积存的雨水；傍晚，两人用独轮车把割的草运出山，晚上就在附近一个同学家的土炕上和衣而睡。一个假期下来，割草卖了30多元钱，解决了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
12岁那年，解思忠到10多里远的县城去上中学，从此便离家独立生活。当时家中依然困难，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干粮，入学校的“水灶”——每月交两元钱，只喝食堂的开水；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开水泡馒头，再放些盐，连咸菜也不买。冬天，馒头冰冻后用手掰不开，就在门边砖墙的棱角上用力去砸，边砸边把散落在地上的小碎块拣起来放进盛着开水的碗里——后来水就变凉了。到夏天，馒头很快会长出绿毛，他用手擦一擦便吃了下去；有时甚至会霉变成白色的松散物，也只好就那样吃下去。
1966年夏天，解思忠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当时虽已向有关方面提出，却尚未做出结论；所以，仍然被视为“黑五类子女”，拒之于“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由于压抑、苦闷，他尽量远离学校和人群以逃避运动，当了一名“逍遥派”。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借“大串联”外出；所以，可以免费乘车时，他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后来停止免费乘车，他又与一位同学背起行囊，结伴而行，从上海出发，途经嘉兴、杭州、绍兴、诸暨等地，徒步走过了浙江、江西两省，一直到停止“大串联”。
素质就是命运，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6月正式调入。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力地卷起来。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他的俄语成绩以100分在全班独占鳌头。此后，他一直把这个分数保持到毕业；每次考试交卷后，老师当堂看过就张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标准答案。
解思忠6岁上学，因家穷买不起课本，便借用上一年级学生使用过的旧课本。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两支毛笔，一支粗点的写大楷，一支细点的写小楷；而他只有一支姐姐用过的大楷笔，写小楷时便用大楷笔的笔尖小心翼翼地去写。由于害怕老师会归咎于没有按要求准备毛笔，他的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每张都有许多大楷字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圆圈”，小楷字则有许多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点瓜子”，即点上形如瓜子的顿点，都是表示写得好。
尽管生活艰苦，解思忠和周围的工人却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工人很尊重，经常教他们看图纸，给他们讲授建筑施工知识；工人对他也很尊重，不仅在工作上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关照。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上初中时，解思忠曾把白居易一首咏凌霄诗不仅背了下来，还用毛笔题写在家中的墙壁上。这首诗的大意是：凌霄这种植物，本身不能自立，往往攀援于其它植物而“凌霄”，但当遇到大风时，却往往避免不了“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可悲命运。他之所以如此喜欢这首诗，就是有感于自己“低人一等”，又没有可以攀附的社会关系，只有依靠自强、自立。
解思忠，1946年生，中共党员，同济大学毕业，现任国务院副部长级职务，国民素质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1970-1980年从事建筑施工技术，1980-1990年任建设部高等教育处副处长、法规处处长，1990-1992年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教科文卫组组长，1992-1998年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副司长、司长，1998年至今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