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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她迷恋张桥的才华，只有他瞎在众人之中，她才觉得自己可以独占这才华。她没想到在13号那天张桥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那个监控在拍摄到李峰走进废墟后的第三十七分钟，拍到了张桥走进废墟的画面。

警察在南郊那片废墟里展开了不眠不休的搜索，还派出了五条警犬，却连李峰和张桥的毛都没搜着一根。两个大男人光天化日消失了，这事在街上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讨论，大家开玩笑的说，咱金市也出百慕大了。这起失踪案也因此变得更令警方头疼。

2.

我对小琪姐说，其实李峰和张桥是来自另一个星系的外星间谍，潜伏于地球金市。长久以来和女人的相处，令他们感受到了“爱”这种地球人独有的情感。他们并不是失踪，而是驾驶藏匿于废墟之中的隐形飞船，回到了母星舰船，准备为了保护爱人保护地球，和邪恶的母星大部队同归于尽。

说这话的时候，是七月初。我已经跟了于佳丽和田青青二十多天，能问的问题我都问过了，该挖的细节我也都挖到了。这件事迟迟没有线索，我的耐心已被它消磨殆尽。小琪姐看着我唾沫横飞的发疯，面色平静如水，嘴角绽开一丝微笑，犹如陪伴顽童去游乐场的母亲。等我说完之后，她甚至还递给我一张面巾纸，示意我擦擦额头的汗。我说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小琪姐说前面挺好，有人物有细节，证明调研没白做，我钱没白花。我说操，当然了，哥们儿专业的。她说后面就扯淡了。两个毫无关联的男人在日常生活中莫名消失在一片烂尾楼里，这里有多少生活辛酸，有多少人生秘密？这部电影是现实主义的，怎么变科幻片了。你应该继续跟踪采访这个事件的当事人，贴近生活，让故事有皮肤的温度。不能这样草率，想一出是一出。我说生活辛酸和人生秘密也可以用科幻的形式表达啊。我最不喜欢现实主义了，太矫情。

这句话深深伤了小琪姐的心，她本是日本NHK频道的中方高级记者。就是觉得故乡做为中国现实的一个鲜活样本，大有故事可挖掘，才毅然辞掉高薪工作，从北京回到金市开影视公司。我说现实主义矫情，等于否定了她的人生。为了故事的走向，我俩足足争执一个下午，最后小琪姐说科幻片在咱们这儿就没有市场，我们就没有科学精神，难道你不知道吗？你非要把这件事整成科幻片，咱就停。你可以去找其它公司合作。一听说要停，我立刻投降。一个年轻人，要想做导演或者其它正事时只能这样。受尽万般委屈，但在电影开机那一刻，吞进去的苦果都闪闪发光，如孙悟空终于离开了五指山。

那天晚上，小琪姐请我吃生鱼片，我俩喝了足足四瓶清酒，说了很多关于电影和理想的疯话傻话，恨不得当着寿司师傅拜把子。从日料店一出来，冷风一吹，我俩冷静了不少。她回公司，去和海南那边的投资人就一部讲金市历史传奇的三十集电视剧进行电话会议。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师傅问我去哪儿，我想了想，说去南郊。师傅一听就乐了，说那两人还没找到？我没说话，打开车窗，点燃一根烟。夜色温柔，电台里一个女人在轻轻哼唱，“你的生活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酒劲翻涌，我睡了过去。

师傅把我叫醒的时候，正是夜最深沉的时候。那片吞噬男人的废墟拉起警戒线，里面白炽灯密布，光明强如白昼。我看到于佳丽和田青青手拉着手，像一对姐妹，站在警戒线外。她们的头发被露水打湿，黏在额头上，两人都穿着连衣裙，裙摆随风飘摇。远远望去，她们如同两只漂浮的水母。我叹口气，回到了她们身边，回到了黑暗之中，就像我答应小琪姐做这个项目之后的每一天里我做的那样。我站在这明与暗的交界线上，感知不到过去，也感知不到未来。活在当下吗？当下却存在于别人的生活中，自己像踩在云彩上一样不实在，谈不上活着。远方的城市灯火如海市蜃楼，眼前的烂楼残佛更没有人间实在。我站在雾霭中，雾里有微微的金色磷火闪烁，如同那两个悲伤女人的双眸。

三年前，我二十岁，是个大二学生，在东北一家三流的艺术学校读动画专业，已经浑浑噩噩的跟舍友们打了两年牌，到达了早上起来不喝口白酒，右半边脸都麻木僵硬的地步。那时的我一定做梦都想不到我会回到金市和一起失踪案较劲。

我还记得大二那年平安夜，我和同学们去果戈理大街上玩，遇到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站在圣索薇娅教堂的金顶下唱圣歌。其中一个男孩看了我一眼，我的心就像被子弹打了一样，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似乎生命中的时时刻刻平行铺开于我眼前，无比清晰，无比感伤。我似乎看到我和李陆星在草原上奔跑，他是我高中时代最好的朋友。他的故事和我的青春在那一刻于我的记忆中闪闪发光，像世界是用金子打成的。我似乎还看到两颗金色的雨滴从星空中向地球坠落而来，像我失去的灵魂一样砸在额头上。

回到宿舍，我再没摸过牌，没碰过酒杯。整整两年时间，围绕这两颗幻觉里的雨滴，我利用学校的设备拍了几十万张照片，做了这部叫《两颗雨滴》的十五分钟逐格动画短片。它在欧洲一个国际A级电影节拿了最佳短片奖。获奖评语是“一部以童话口吻描绘现代东亚人类生存图景的纯真动画，像是宫崎骏与奉俊昊的结合体。期待张军这位导演的首部长片”。

这是在电影行业内很重要的奖项，从那时起，我跟着它去了很多国家，很多影展。在每个影展上都会有观众问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我说我要能解释清楚，就不拍了。人们会发出善意的哄笑，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笨嘴拙舌是自然的。他们不知道，这正好能掩饰我的惊惶。

2011年的10月份，《两颗雨滴》在台湾参加影展的时候，我认识了小琪姐。那是在台北一家很有名的牛肉面馆，夜里三点，我孤身一人慕名而来，正狼吞虎咽一碗牛腩面。一个身材像河马般肥硕的女人坐到了我面前，把一瓶家乡特产“闷倒驴”酒放在桌上。我看着她，女人递给我一张名片，表明她在一家注册地址在金市的电影公司任职总经理。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她用金市方言对我说，张导演你好，我很喜欢你的《两颗雨滴》，我也是金市人，我们聊聊？不知是因为相同的口音，还是因为60度的“闷倒驴”，总之我觉得在这个无聊至极的夜晚遇到她让我很亲切，我点了点头。

那晚我们就着卤牛蹄和“闷倒驴”，聊到面馆打烊。我喝醉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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