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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从台北街头的酒杯里飘出的“闷倒驴”香味像是一片草原般从我的舌头与皮肤上生长蔓延，到处都是青草的香味。我们坐在台北街头，一直聊到早上九点多，上班族们像阵雨前的蚁群般在街头涌动。她说了很多，当天中午我醒来时差不多就都忘光了。但能记住两点，其一是她可以在金市为我投资一个工作室，专门用来开发《两颗雨滴》的长片版。其二是我俩分手的时候，我问她为什么不问我这片子的思想内涵，别人都问。小琪姐说看你的片子，我能想起咱们那儿的太阳雨，好像毛毛雨打在我脸上，我鼻尖发酸，这就足够了。

冲她这两句话，我跟她回到了金市。一年来我写了无数稿剧本，她都不满意，说不商业，不安全。她爱打乒乓球，说这减肥。我正好高中时参加过校队，技术非常好。每天晚上不管多晚，我都会到她家楼下的乒乓球馆陪她练两个小时，就是为了我的电影在她眼里能商业一点，安全一点。

2012年6月20日的深夜，我俩刚打完一局乒乓球。她递给我一瓶脉动，对我说金市最近发生了两件有意思的事。你挑一件，把它开发成剧本，咱给它拍了，做为你的长片处女作。我看着小琪姐，大脑内还在分泌旺盛的多巴胺，暂时组织不出来语言。小琪姐说，第一件奇事，是有个水泥罐车司机这天正开车去工地运水泥，却看到路边自己老婆的车停着，还不停晃动。这司机凑到车窗一看，气得七窍生烟，他老婆正在和一个陌生男人在后座上偷情。司机回到自己的水泥罐车上，开着车过去，把三吨水泥卸到了他老婆车上，把他们活埋。我喝了一口脉动，说第二件呢？小琪姐又讲了6月13日男人失踪事件。我说，咱不是说好了，把《两颗雨滴》发展成长片吗？怎么你突然就改主意了？这一年乒乓球白陪你打啦？

小琪姐说，经过我和几个股东慎重考虑，做为一家新公司，投拍的首部作品是纯情动画长片实在过于冒险。现在纯情的电影太多了，人家那还是真人，有大明星，有床戏，并且可以堕胎。你的动画片没有市场竞争力。反而是现实题材的强情节片，比如喜剧，比如悬疑，最近有几部票房很好，我都看了，挺一般的。证明这事有钱赚。富贵险中求，这也是为你好。青年导演，第一部一定要赚钱，你才有未来。

我跟小琪姐说，你让我想几天，再给你答复。从乒乓球馆出来，虽然烈日灼人，可我却感到自己似乎身处冰窟，内心痛到近乎麻木。为什么生活总是事与愿违？是因为我年轻吗？走在大街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颗乒乓球，被人狠狠来回抽打。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工作室，怎么打开的电视。醒来时我闻到了自己身上浓郁的酒气，头疼欲裂。电视上还在放《两颗雨滴》，我干脆盘起腿来，继续看这部我已经看过千百遍的动画片。

小琪姐怎么能一句话就抹杀掉我们的努力呢？我想了三天三夜，然后我约小琪姐见面。在一家咖啡馆的包厢里，我对她说，为了筹措这部短片的拍摄资金，我卖过血，在火车站扛过大包。还得了心率不齐和肾结石。今天我二十三岁，这是我为这件事付出的代价。我还说它是我的命。你现在换方向，让我像个狗仔队一样每天去调查两个男人究竟为什么失踪，我真的特别为难。小琪姐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我，目光坚硬。在最绝望的时刻，我干脆坐到了她身边，用我的左手握住她的右手，手指在她的掌心里轻轻挠动。我的另一只手伸向她的耳垂，嘴唇向她的嘴唇凑去。我想我把她睡了，是不是就能把她说服了？这是我现在唯一能为电影做的事情。小琪姐从我的手掌中抽出手，轻轻的把我推开。她打量了我一下，嘴角带着狡诈的笑意。她说张军，你想多了。

我狼狈的喘气，脸上发烫，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小琪姐说，你真想保护你的作品，你就要把这两个男人失踪的事拍成一部赚钱的电影。我点点头，当她推开我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我说这属于雇佣创作，另一个项目了。调研期间，我所有的差旅食宿费，你要负责。还有采访的费用。另外你每个月要付我一万块钱的工资。剧本成型后的开发费另算。小琪姐点头，从钱夹里取出两张卡，说金色的那张是你的工资卡，每个月20号你发工资。绿色的那张里有八万块钱。我把两张卡揣进口袋，说我先花着，不够了再管你要。她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信任你，不是因为你会打乒乓球，而且你长得其实挺磕碜，刚才那一出有点猥琐了。我说没啥事，我就先走了。她说你眼里有股劲儿，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并且你一定要找到它。电影就是你寻找的途径。这是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啥，包括我自己。

我走出咖啡馆，那时太阳高悬，云层正在落雨。我在找什么呢？几个路人在街上奔跑，身影在绵密的雨丝中看不清面貌，仿佛雪白的魂灵。

科幻方向的改编思路被小琪姐否掉后的半个月里，我又递交了几版故事，都没过。快到八月了，正是金市最热的时候。所有人都排除了李峰和张桥不在人世的可能，否则警犬灵敏的鼻子早就会闻到藏匿于废墟中的尸体臭味。两人也不太可能被人绑架，因为同时让两个大男人束手就擒，这事难度太大。金市人有种特质，想不明白的事就不再去想。渐渐地，这起失踪案不再是金市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事情。八月十八日，是金市国际车展，到时这里又会挤满了各种面貌的外国人。大概会有三百多家国内外媒体挤到金市，我们这里很多人商量着到时去大街上静坐，都是去年在民间借贷崩盘中血本无归的受害者。警察不再搜索南郊的废墟，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做。于佳丽和田青青起初还找我哭诉，后来终于明白导演不是记者，没法帮她们找到丈夫，对我也就冷淡了。终于有一天，她俩谁也不再接我的电话。

我去了张桥家。他家在金市三中家属楼里，那栋楼很破旧，从我上初中时它就矗立在这里，十年的时间让楼体外墙从天蓝变成灰暗。田青青不在，是一个七十多岁的瘦老太太为我开的门。我一看她的眉眼，就知道这是张桥的母亲。他们两人的五官间有着同样的冷漠。

张桥家是个六十平米的两居室，没一件家具的年龄会比我小。没有电视机，老雪花冰箱发出哮喘一样的轰鸣。虽然靠窗的地方摆满鲜花，可我还是能闻到一股酸萝卜味。老太太指着那些花说，这都是张桥失踪后，我以前的学生们慰问我送的。我点点头，墙上挂满了张桥母亲做老师时和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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